【百年稻浪05】蓬萊米的高產神話 社會學者朱華瑄：日本殖民烙印與在地米種失落的啓示

「台灣人對蓬萊米的偏好並非天生，而是歷史的結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朱華瑄指出，從殖民政府的政策推動，到在地米種逐漸消失，蓬萊米得以成為目前台灣餐桌的主角，背後不只是農業技術的勝利，更是一場與殖民體系、糧食戰略密切相關的歷史事實。

在台灣餐桌上，白米飯似乎是最自然的存在。然而，今天被視為日常主食的「蓬萊米」，其實並不是這塊島嶼原本的「台灣米」，而是殖民政策下的產物。192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為了因應國內人口成長與糧食需求，從學術研究到農業政策，全面推動新品種的水稻育種，最終奠定了蓬萊米在台灣的主流地位。
 
但是像這樣「新的水稻品種帶來了更高的收成」的「高產神話」，象徵殖民治理的成功，但也導致原本適應在地環境的米種逐漸消失，被排擠出糧食系統。朱華瑄說：「蓬萊米的誕生，並不是單純的農業進步，而是一個被放在殖民體系與全球糧食戰略裡的結果。」

位於國立臺灣大學公館校區農場內的「磯永吉小屋」，為日治時期農藝學者磯永吉進行稻作育種與試驗的重要基地。木屋內立有「蓬萊米之父」磯永吉（右）與「蓬萊米之母」末永仁（左）的銅像，也見證日本殖民時期推動水稻改良的歷程，深刻影響臺灣農業發展至今。

帝國糧倉全力種植蓬萊米 全球糧食體系下的戰略作物

 20世紀初，稻米已不只是單純的糧食，更是國際體系中的戰略資源。殖民政權推動水稻研究，不僅是為了改善農業生產，也與日本快速工業化密切相關。
 
「1910年代末期一戰全球缺糧意外引爆日本史上最大米騷動，日本正式將臺灣與朝鮮併列為供應稻米給母國的帝國糧倉。」 朱華瑄指出，這兩地均成為日本糧食體系的重要支柱，殖民政府透過農業試驗場、制度化的育種研究，逐步建構「殖民地專屬的農業生產模式」，而蓬萊米的誕生，正是這個格局下的結果。

不同於追求產量極大化及農業效率的角度，「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朱華瑄以社會學去殖民及去單一化的思考提出見解：「台灣社會應該有意識、有系統地解構『蓬萊米帶來農作現代化與產量大幅增長是絕對進步』的殖民神話，這也有助於反思現行慣行農法對環境的負面影響。」（照片提供／朱華瑄）

放眼東亞與東南亞，稻米的生產與消費都與殖民政策緊密交織。「全球米倉的東南亞由於生產適合熱帶氣候的Indica種（秈稻），而且主要供應給歐洲帝國，而臺灣因地理與氣候等自然條件，更接近亞熱帶與溫帶的交界，成為日本殖民政府理想的「稻米試驗場」，也因此被指定培育適合日本人口味與市場需求的品種。

殖民政府不僅投入學者力量，將土地、農法、基礎建設均納入規劃，為大規模種植蓬萊米奠定基礎的政策導向，逐漸形成一種殖民式的「糧食地理分工」：台灣被定位為日本米的供應地，使日本得以大幅減少對全球米市的依賴而擺脫歐洲殖民政權的影響，然而也使臺灣本地農民鎖入日本帝國的糧食體系。

台灣原本存在豐富多樣的稻米生態，例如在不同山區、平原，甚至潮間帶田區，都有適應當地環境的品種，而這些品種都各自有不同的長處，例如抗害耐旱澇、低肥多產。圖為花蓮豐濱海稻米田，依海而長，每天迎接第一道日出曙光，耐風吹襲，蘊藏部落特有的風土特色。（照片提供／林嘉琪）

蓬萊米的肥料依賴及高產神話 犧牲在地米種多樣性

蓬萊米被視為殖民時代的重要成果，因其高產量與適合日本人口味而受到推崇，朱華瑄形容：「蓬萊米的引進經常與『農業現代化』和『高產量』的殖民神話掛鉤。」然而這個「高產」並不是單純來自品種本身，而是與化肥施用緊密相關。
 
朱華瑄指出：「這種『高產量』的定義往往忽略了其背後所投入的高肥料量、對環境的影響以及對外部資源（如進口肥料）的依賴程度，從社會生態永續的觀點來看，這種高投入的生產模式並非真正的永續。」
 
在眾多蓬萊米品種中，「台中65」最廣為人知。它的高產、口感佳，迅速成為台灣的主流品種，被視為殖民科學與農業現代化的象徵。然而，這個成功故事背後，卻是無數在地米種的衰退。

竹子湖在日治時期是被劃設栽培日本稻種的實驗原種田，這段歷史已經被遺忘在山間。直到近幾年，世居竹子湖的農家後代，把當時第一秼「臺灣的第一株日本米」中村種復耕回來，才拼回這片遺失的農業拼圖。這片土地是日本在台灣推動水稻改良的重要歷史現場。

台灣原本存在豐富多樣的稻米生態，例如在不同山區、平原，甚至潮間帶田區，都有適應當地環境的品種，而這些品種都各自有不同的長處，例如抗害耐旱澇、低肥多產，但隨著殖民政策的推動，這些品種被迫退場，不僅失去市場，更失去保存價值。
 
「高產」的背後，其實是一種單一化的過程。當米種多樣性消失，農業韌性也受到挑戰。朱華瑄指出：「當米種多樣性被犧牲，農業的韌性也跟著降低。所謂的高產神話，其實也預警了環境、社會制度，甚至消費者的飲食習慣都走向單一化的過程。」

當作物品種單一化是有風險的，「例如日本史上多次米騷動反映了日本人對日本米種的文化依賴較難以用全球米市調節，而氣候變遷下災害加劇、資源稀缺，依賴高肥而高產的糧食生產，也可能造成我們的糧食系統不堪一擊」

台灣人已從過去大量食用在來米的習慣轉成喜好柔軟Q 黏的蓬萊米，甚至也鍾愛日本產米的口感，在台灣的頂級超市可見許多進口的日本米，甚至也會關注日本米產區的相關知識。（照片提供／林嘉琪）

蓬萊米推動農作現代化與量產  伴隨慣行農法的負面影響

朱華瑄分析：「帝國時期日本米市是較封閉的，環境與文化的因素使日本追求的是與世界米市無法接合很好的日本米種，導致生產過剩很難對外大量銷售，生產不足也不容易從外取得能供國內大量消費的米，缺乏全球市場調節彈性，而轉向生產蓬萊米的臺灣也就被迫只能完全跟著帝國而調整米的生產與消費。另一方面，日本米種高度依賴肥料投入，當時需從滿洲（大豆）和東南亞（磷礦）進口肥料原料，無限度追求日本米種化的臺灣也面臨同樣的資源依賴問題。」
 
反觀當時全球糧食體系中的東南亞，其種植Indica米（秈稻）以粗放的農業模式加上相對較少的人口，利用三角洲的潮汐和灌溉，得以大規模生產並產生大量剩餘，不但供在地消費，也出口餵養歐洲的工業需求以及殖民地勞動力，又佔有全球米市的優勢。

「台中65號」由「蓬萊米之父」磯永吉與「蓬萊米之母」末永仁自1924年起，以兵庫縣「神力」與島根縣「龜治」交雜選育，1929年正式命名。作為第一個在台灣普及的日本稻交雜品種，「台中65號」以高產與優良口感迅速成為主流，它不僅改變島嶼的食味結構，也被視為殖民科學與農業現代化的象徵。

雖然臺灣無法複製其模式，但東南亞米作的社會生態模式是一個反思日本殖民農業神話的參照點，尤其原本也種植Indica米（秈稻）的臺灣在殖民下才轉向日本米種的蓬萊米，如今臺灣已形成高肥高產的慣行農法，對環境乃至人的健康影響都值得反思。
  
此刻站在蓬萊米一百年的歷史時刻，思索對台灣稻米發展的啟示，「台灣社會應該有意識、有系統地解構『蓬萊米帶來農作現代化與產量大幅增長是絕對進步』的殖民神話，這也有助於反思現行慣行農法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朱華瑄說。

在台灣的菜市場或傳統雜糧行，有時仍可見到像標示各產區、各類型的米穀雜糧，以應不同的米食製作及料理，唯有保有多元和多樣化的米食，我們才能吃得自由豐富及永續。（照片提供／林嘉琪）

把被遺忘的在地米種吃回來 提升糧食與環境韌性

戰後，台灣社會延續了蓬萊米的主流地位，並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逐步將日本米種的蓬萊米視為「理所當然的主食」，這種飲食習慣，不僅改變了家庭餐桌，也推動影響農業發展路徑。
 
然而，隨著全球糧食議題與永續農業的討論興起，越來越多學者與農民開始反思：那些被遺忘的在地米種，是否可能重新回到餐桌？不只是為了風味與文化多樣性，更是為了應對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
 
「日本以50年殖民時間改變了台灣人的飲食習慣，我們如果以生態永續為目標，是否也可能以同樣時間，重新引導台灣人回頭檢視傳統米食文化可能有的社會生態價值，這不僅能豐富飲食文化，也能降低對高肥高產米種的依賴，提升糧食韌性。」朱華瑄認為：「重新看待台灣過往的在來米種，這不僅是農業技術的轉向，也可能是重建與在地生態連結的文化行動。」

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教授董致韡指出，日本政府在台全面推動蓬萊米育種與種植，帶動了水稻產量與品質提升，奠定近代稻作基礎；但同時也加速單一品種的大面積擴張。台灣稻米歷史提供我們對未來糧作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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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稻浪01】百年稻浪：從蓬萊米百年看島嶼糧食文明與永續韌性
【百年稻浪02】從殖民輸入到家常主食 從在來米轉為蓬萊米的台灣飲食文化的變遷

【專題】百年稻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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