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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日本】從生態守護走向產業加值，琵琶湖農民的集體行動
水圳沿線的農民須對水位高低有共識，如果同一條水圳的農民種不同米種，種作期程的差異會造成協作的困難。此區生產者雖多，紛紛自願響應，其關鍵因素在於滋賀縣長期支持農民組織，縣內農民對於社區型組織和集體行動並不陌生。
農村提供食物、飼料、纖維、燃料、休閒（農業觀光），以及景觀、生物多樣性等，讓所有的人都享受得到的「農業環境公共財」（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然而，農業對自然資產可能也會有負面影響，例如生物多樣性流失和水質汙染。隨著環境意識提升，公共財的保護性規範和減少農業產生的負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註1]成為重要的政策議題。單靠個人力量來改善這些問題有如杯水車薪，這意味著需要驅動集體行動，地方組織與社會網絡是重要的基礎。
[註1] 指個體經濟單位的行為對社會或者其他個人部門造成了影響（例如環境污染）卻沒有承擔相應義務。
什麼是集體行動？有什麼好處？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定義，集體行動為「由一群農民採取的系列行動，通常和其他人或組織有關聯，共同應對在地農業環境議題」，這些行動的目標通常在於增加農業環境公共財或減少相關負面外部性，主題涵括景觀、生物多樣性、水質等。集體行動有助於管理公共資源，並提供會員制物品，像是供應組織成員的用水等。
相較於個別農民單打獨鬥，集體行動有許多優勢，可突破行政疆界的限制，從地理和生態最適規模來管理資源和農耕方式，特別是跨區的水資源流域或野生動物保育。集體行動的彈性、參與成員的多樣性和其背後的資源和網絡連結，具有相對的變通性。此外，還能擴大公共財的經濟規模與尺度，並促進利害關係人之間的知識分享、資訊交流，讓團體有更多機會觸及外部資源，但也須當心搭便車的行為與溝通成本。
促成集體行動的關鍵因素
集體行動參與者涵蓋多元，從農民、一般公民、營利公司、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中央或地方公部門單位都可能扮演關鍵角色，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發動都有可能。
農民最直接與環境相關，通常是團體核心，提供人力和設備。非農民角色則提供支持和各種專業，例如連結群眾、規劃、行政溝通、活動組織，或透過政策措施來給予更正式的支援機制。
促成集體行動有4大關鍵因素，內外部的行動者都一樣重要。首先須瞭解目標資源特性，以自然疆界為範圍啟動的集體行動，須對區域資源知識清楚掌握，並對疆界中的人回饋正面成效，使其保持參與動力。
第二類關鍵在於集體行動的團體特質。大團體可以有效運作、節省成本，小團體則容易建立成員之間的信任。團體內部是否互相理解、有共識、社會資本（信任、網絡和支持性機制）是否穩固、是否有勝任的領導人等等，都會影響合作的層次與行動表現。
第三類關鍵在於制度安排，包括發展出符合在地特性的管理方式、健全大型團體的法規和財務體質，並建立控管系統以減少搭便車和破壞規則的情況。
最後一類因素是外部環境條件。包括公、私部門的財務支持與非財務支持，包含研究、發展、科技和創新類資源。還有中介者和協作者透過議題、政策措施，進行群眾溝通。最後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須有效合作。
滋賀縣琵琶湖水田 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
日本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座落於滋賀縣中央，占全縣面積的6分之1，四周山稜環繞，沿岸灘地自古被開發為水稻田。湖中煮頃鮒、花鯰等日本特有魚種一到了繁殖季，會趁著大雨漫淹沿岸沼澤與水田，游入水田產卵，讓小魚安全長大。但是自從1970年代起，岸邊築起了堤防及水門，截斷了魚群的遷移路線。只能在湖中產卵的特有種，遭受幼魚被外來種吃掉的威脅。因此2006年起，滋賀縣政府推動琵琶湖水田生物多樣性保育計畫。
這個計畫在水圳修築連接琵琶湖與水田的階梯式魚道，並請農民在繁殖季將水田水位升高，讓魚群沿著魚梯進入水田。然而提高水田水位會減少稻米產量，縣府以每公頃33,000日圓補貼生產者看顧此公共財的損失。
這個計畫的挑戰在於，水圳沿線的農民須對水位高低有共識，如果同一條水圳的農民種不同米種，種作期程的差異會造成協作的困難。此區生產者雖多，紛紛自願響應，其關鍵因素在於滋賀縣長期支持農民組織，縣內農民對於社區型組織和集體行動並不陌生。再加上許多農夫以兼職的方式留在家鄉，保留了地方村落的社會網絡關係。在既有關係和信任基礎上，協調種作種類和期程的溝通成本就下降許多。
以栗見出在家町為例，該村水田協議會集合了地方自治會、農事改良組合、土地改良組合、老人會、婦女會、兒童會、農協（JA）等單位，共商除草、巡守、設施維修、魚道興築、生態調查、垃圾清除、居民交流、學校教育等事務，也援引水利專家、大學、博物館、公部門的資源與技術指導，並與小學合作環境教育。
在個人方面，縣府除了補貼損失，也為農民打造生態標章——「小魚搖籃水田米」，以品牌為產品增值，該地米價現已能高於行情，更增加參與計畫的誘因。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和個人利基下，參與計畫的面積從2005年的1公頃發展到2006年的40公頃，2011年更超過100公頃。
<本文轉載自《創生中的關係人口》，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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